女子买到
陆续遭索赔52万元并追讨货款
南通市东接黄海南临长江，距离长江口的崇明岛仅有70公里，有着“北上海”的美称。凭借着一江一海的地理优势，南通的水产、海产丰富，“南通长江河豚”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孙女士家在南通经营着一家水产公司，2018年她在网上开起了网店。
2019年1月份，郑军先后两次下单共购买250份河豚鱼干寄往上海。一个月后，另一名客人张莲（化名）下单购买300份寄往北京。
孙女士说这是两个大单子，第一次发货后，父亲曾觉得异常让她不要发货，“我追了个电话过去问他（郑军）确定要买这么多么，他说是春节送人的。催得急，我就到周边市场采购了一批，分袋包装后发货了。”
当年12月份，孙女士接到法院通知，郑军以“河豚有毒存在安全隐患”理由将她起诉，要求10倍赔偿（23万元左右）。“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撤诉了，2021年3月又重新起诉。2021年5月，张莲以同样的理由在北京起诉，要求10倍索赔29万元，之后也撤诉。今年9月，他们前后相差一天，在淘宝所在地杭州起诉，要求退还货款。”
2021年12月，郑军的案子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判决孙女士的父亲赔偿郑军23.75万元。孙家上诉之后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作出二审判决，维持原判。目前，23.75万元已经划账赔付，另外张莲的索赔案件暂时撤诉。
一审中，郑军认为野生河豚鱼干存在安全隐患，甚至可能致人死亡，属禁止销售的食品；孙家销售的河豚鱼干外包装未标明保质期，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。
判决书显示，被告认为，涉案鱼干是经过系列加工处理，并非河豚鱼本身，毒素含量、食用方法有差异；郑军购买前已知上海法院在2018年认定河豚鱼干不安全，大量购买是为牟利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生产经营未标明生产者名称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信息的预包装食品，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要求惩罚性赔偿的，法院应予支持；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，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购买为由抗辩的，法院不予支持。被告认为购买者恶意购买大量涉案产品索赔，不属于真实消费者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法院实难支持。
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无误，二审予以确认。
2019年判决书显示的郑军与张莲关系（来源裁判文书网）
购买人在全国有700项类似起诉
多份判决书显示他们是家人关系
孙女士称，在应诉期间发现郑军是张莲的女婿，郑军和妻子、母亲、岳母近些年以来进行过大量类似的诉讼索赔行为。
孙女士的代理律师蒋律师介绍，从裁判文书网初步梳理了上述4人有700多项起诉案件，涉及金额超过2000万元。
封面新闻记者查阅相关案件，在不同的判决书中，法院曾对这4人的关系进行确认。
2020年11月，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中，原告徐兰（化名）花2万元向熊某购买400份河豚鱼干，之后以销售产品为“不安全食品”和“未标注生产日期”为由起诉索赔20万。
二审法院查明，熊某称徐兰与郑军等亲属自2013年开始在全国各地“知假买假”累计诉讼681件，徐兰与郑军是母子关系，郑军与季洁（化名）是夫妻关系，张莲与季洁是母女关系。经法院查明，仅徐兰购买河豚鱼干诉讼赔偿等案件有16起，郑军、季洁、张莲购买河豚鱼干诉讼索赔案件分别有21件、9件、4件，4人最早从2017年2月开始陆续在网络上购买河豚鱼干后诉讼索赔。
法院认为，野生河豚有毒，但在江浙地区普遍食用加工晾晒后的鱼干，经过妥善处理后的鱼干无毒，河豚有毒不能推测河豚鱼干有毒；河豚鱼干属于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，通常由渔民自行腌渍晾晒后散装销售，不会有合格证明文件，人们逛农贸市场也是付钱取货，而不会索要食品合格证明文件，这是绝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习惯，徐兰认为熊某的产品无合格证明文件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注，脱离现实生活而机械性理解举证规则，法院不予支持；徐兰等人近几年多次购买河豚鱼干后索赔，证明其并非为生活消费或馈赠他人，其行为更像是经营行为而非消费行为，其索赔不应获得支持。
封面新闻记者看到，在其他多起案件判决书中，郑军分别担任了徐兰、季洁、张莲的代理人。
2017年3月，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审判决书中表示，张莲购买藤茶后10倍索赔，张莲的代理人为女儿季洁和女婿郑军，法院还确认张莲、季洁、徐兰半年内先后向同一家公司购买藤茶，之后都委托郑军作为诉讼代理索要惩罚性赔偿，4人为家庭成员关系，其行为不符合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范畴，与食品安全法的法律价值及立法精神相违背。
最终，法院驳回其索赔请求。
同名夫妻曾称建团队投300万打假
购买者否认自己是“职业打假人”
孙女士称，事件发酵之后有媒体采访郑军，他称自己诉讼是为了公益。“我觉得他的重点应该去打那些真正制假造假的产品。我们这种农产品包装问题，一上来就索赔几十万，很难理解这跟公益有什么关系。目前，有20多个商家联系我，都遭遇类似问题。”
相关人员涉及的案件汇总（受访者代理律师提供）
裁判文书网显示，郑军等4人在山东、江苏、安徽等多个地区发起过诉讼，诉讼案例有胜有败，其中在北京和上海胜诉较多。
蒋律师解释，同样的事件，因为不同地区的法院参照的法律条款不同，法院对生活现实情况的参考程度不同，法官自由裁量的倾向也会不同，就会产生不同的判罚结果。一些法院认为这是食用农产品，按照相关规定不需要标注保质期这些信息，也有的法院认为它属于预包装食品，就要标注完善的信息。“有的人会在各个地区尝试，哪里容易胜就把收货地址放在哪里，然后在那里起诉。”
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，2014年《经济导报》曾报道过一对名为郑军、季洁的打假夫妻，两人都是南通人，郑军自称打假律师，组建了16人的团队，计划投入300万元打假。
2022年11月15日，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郑军，他认为自己不是职业打假人，而是普通消费者。“没有法律规定消费者一次性买上百件问题产品，就不算消费者。她确实因为包装标注问题违反了法律，那她卖得越多肯定赔得越多。”
郑军说，自己只买了250份河豚鱼干，另外300份河豚鱼干的购买者起诉孙家的事，他表示不清楚。他也不清楚报道中提到的那对同名的“打假夫妻”。“判决书中说我们4人的关系，那不作数，证明家属关系应该是公安机关来证明。况且，当时是夫妻关系，说不定后来离婚了呢。”
郑军表示，不能正面回应判决书中提到的4人关系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家人信息，不能透露家人信息。“涉案2000万元肯定是没有，是瞎说。有这么多钱我早发财了。”
郑军称，孙女士家庭条件好，几十万的赔偿还没有她日常生活费多，“孙女士在媒体上撒谎卖惨，我们已经取证，将对她和相关不实报道的媒体起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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